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十年，“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方贸易增加4.1%，外资增加5%，使低收入国家GDP增加3.4%，并预测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占全球GDP的1.3%。根据我国官方统计数据，2022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年贸易额达到2.1万亿美元，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10亿美元。

　　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框架。沿线的内陆国家，大多资源丰富，工业化水平偏低。各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保障内陆国家甚至有出海口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通道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建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等投资项目，为加快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内生增长动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认为，近期全球贸易增长正在恢复，但贸易增长还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影响全球贸易的包括地缘政治冲突、粮食安全、货币政策收紧等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但在相对减弱。尤其是疫情三年来，全球贸易呈现出自敏性和易感性、柔韧性和坚韧性两组特征。自敏性和易感性表现为，当危机发生时，贸易因其自身的敏感会做出非常激切的反应；柔韧性和坚韧性表现为，一旦震荡过后供应链又因内在的复原力可以较为迅速地恢复常态。因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比较优势依然是企业商业决策者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疫情、大国博弈都对供应链的重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包括政府层面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还包括商业层面的供应链安全。从中长期看，世贸组织认为，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长期渐进的地壳构造性变迁（Tectonic Shifts），这种变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效率将不再是投资者优先考虑的事项，安全要素在决策中所占的分量在上升。

　　跨国公司正在加速多元化的布局，增加供应链的柔韧性，包括多元化采购，缩短供应链，甚至回流采取“中国+1”的方式。新兴领域竞争非常激烈，有的国家会脱颖而出，有的会被淘汰出局。发展中国家会进一步分化。有的国家赶上潮流，有的就会被落得更远。受地壳构造性变迁的影响，全球贸易中长期的发展趋势表现为数字化已经成为影响贸易的主要技术因素，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经济和贸易。

　　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构，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三大趋势，发达国家表现为政策驱动式的向内或近岸收缩的本土化，跨国公司表现为兼顾效率和安全的多元布局，而我国企业则表现为市场驱动式向近岸地区的“溢出”。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为我国企业通过国际产能合作走出了一条通过包括近岸、远岸在内的中国式离岸产业合作的新通衢，为构建“以我为主”全球价值链奠定了基础。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

　　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我国企业可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一是以共建“一带一路”的空间，进一步深化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要以已实施的区域自贸协定、双边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伙伴国为“友岸”，尽力保障已成型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变形、不脱钩，要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商签、升级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保驾护航。

　　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域外加工贸易的方式建设产业集群，通过服务外包构建接单企业，辅之以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形成中国出口上游中间产品、进口最终产品，既为中国、也为沿线国家创造GDP 的良性经济循环。这需要一方面与沿线的欧洲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设“原始集成创新+协同制造”的水平分工型生产网络，以生产中高端产品为主，形成上游中间产品重复跨境加工、中国提供最终中间品，沿线国家承担总装的劳动分工，最终产品除部分留在本地市场销售或出口第三方市场外，主要进口到中国，提升中欧班列回程装箱率；另一方面，需要与沿线亚洲发展中国家、非洲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建设“原始集成创新+服务外包”的垂直分工型生产网络，以生产中低端产品为主，形成上游中间产品中国提供，沿线国家承担总装的劳动分工，最终产品除部分留在本地市场销售或出口第三方市场外，主要进口到中国，同时降低海运回程空箱率。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提供了广褒的成长空间，共建“一带一路”为我国企业积极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开辟了新的通衢，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要求我国企业在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大循环前提下，坚定不移地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敞开大门搞建设，按世界市场布局要素，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与沿线国家一道合作实现共赢。